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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英于1873年9月10日出生在安徽秋浦的一个富裕耕读之家，父亲曾接受传统教育，且十分注重与乡绅名流的交往，家境优渥，文化氛围浓厚。
6岁那年，许世英被送入私塾读书，从小聪慧过人，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卓越记忆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891年，许世英顺利考取秀才，然而此后两次参加乡试均未能中举。直到1897年，他才通过拔贡考试，成为贡生之一，进入了清代科举系统的重要一环。
拔贡是清朝科举中选拔生员进入国子监的特殊考试，最初六年一考，乾隆时期改为十二年一考，由各省学政从文行兼优的生员中选拔，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
同年，许世英参加京城举行的礼部选官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等。次日，他被派往刑部任职，开始了他官场生涯。
展开剩余80%任职期间，许世英秉公执法，处理了许多冤假错案，赢得了上级的赏识，官运亨通，官职不断晋升。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0月，许世英也赶到西安，受命处理刑部积压案件，展现出卓越的办案能力。
回京后，许世英被升任刑部六品主事。1906年，他又获得四品衔，甚至获得了慈禧和光绪的亲自召见，官场地位日益稳固。
1907年，他被调往东北，负责筹建司法机构。次年，他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逐渐在司法界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许世英的人生迎来转折，他开始涉足外交领域华生证券，开启新的事业篇章。
1910年，清政府派许世英等人赴欧美考察司法和监狱制度，途径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了解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监狱管理经验。
期间，美国公使邀请清政府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举办的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清政府视此为改善国内司法体系和争取收回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机遇，积极派员出席。
许世英一行抵达美国，清政府在大会上首次以中国名义发声，开启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时代。尽管清朝不久便覆灭，但这次大会的历史意义深远。
会议结束后，许世英继续欧洲之行，赴法国考察司法制度。期间，法国方面特意邀请他们观看脱衣舞表演，意在考验清政府代表的反应。
面对这一当时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演出，清政府官员们极为尴尬，四处借酒吃食掩饰不适，唯有许世英镇定自若，优雅地欣赏表演。
演出结束后，一名法国记者当即向许世英提问，希望他难堪。然而，许世英机智回应：“这是很好的娱乐方式，或许有助于贵国人口增长。”
此言一出，现场掌声雷动。翌日，巴黎报纸以“脱衣舞助人口增长”标题报道，许世英因此声名鹊起，展示了中国官员的智慧与风度。
不过，随着清朝的覆灭，许世英逐渐退出司法界，转向外交工作，开始新的政治生涯。
在动荡的政局中，他先后被段祺瑞、孙中山重用，始终致力于司法建设，力求国家法制完善。
1924年12月，病重的孙中山在天津接见许世英等段祺瑞代表，质问他们为何在北京仍尊重不平等条约，反而与他主张废除条约的立场背道而驰。
当时段祺瑞公开表态支持这些不平等条约，许世英夹在其中，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举步维艰。
段祺瑞下台后，许世英隐居上海，积极参与赈灾救济工作，亲赴灾区，尽管国民政府忙于反共，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许世英的努力依然微不足道。
1936年，为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决定与日本妥协，任命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广田弘毅与有田八郎都是他的老交情，这为外交工作增添几分熟悉感。
然而，许世英在日外交更多是寒暄，实际影响力有限。他曾向广田首相强调：“强权虽能一时得势，但公理永存世间。理所在，我必据理力争。”
但这番话未能改变日本侵略的野心。1937年3月，他回国述职，并努力争取和平，邀请日本各界人士赴使馆交流，提及中日苏三国协议，然而日本表面友好，实则暗中与德国法西斯合作，策划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许世英返回日本，召开记者会，郑重提出“悬崖勒马”，试图挽回局势，但无济于事。
多次努力无果后，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战，虽然外交道路受阻，但这是他为国家尽力的表现。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的外交努力或许显得幼稚可笑，但许世英只是尽职尽责，尽其所能为民族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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